（导读）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攀升，对上级的柔顺与诚敬，愈发显得重要。尤其攀升到了君王之侧，辅助君王临政，“孚乃利用檎”的态度已经不合适，代之而用的态度是“王用亨丁歧山”，要像君王在歧山祭祀种灵那样的虔诚恭敬，对上能顺从君王之意展开工作，对下能为贤能之士开辟进取之路。
孔子作《易传》正越来越多地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马王堆帛书《要》篇指出：“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易》，至于《损》《易》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其中还记载着子赣（贡）不理解晚年夫子对《易》的态度，夫了便向他解释：“《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如何学习升卦中的道理？
升卦是什么卦
史巫之筮，向之而朱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十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表明了孔子当时对卜筮的理性态度。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易之义》《要》《系辞》《缪和》《昭力》等大量记载的孔子言论，基本上亦是今本《易传》的内容。
从帛书《易传》中，可以理解孔子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说明孔子晚年与《易经》关系紧密，尤其抒发了《易经》的哲理，并被其弟子总结撰为《易传》。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苟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
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因此，要是把《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的话，《易传》确实系儒家的经典之作，但《易经》则不是，它只是被儒家当成了“经典”。
地风升上卦“坤”是地，下卦“巽”是木，木从地下生出来，茁壮升高，因而卦名为“升”。上卦“坤”与下卦“巽”都是顺，上下通顺，故为“大亨”。“九二”居下卦之中，与“六五”相应，下位刚毅中正之士，必能得到上位中正人物的器重和提拔，在传统图式中，上为南方，故本卦辞中又有“南征吉”之言。有抱负的君子，应不断增进自己的德性，积极奋斗，有所作为。用：以。恤：为担忧、忧虑。
本卦阐释升进的原则。建立群众基础，得到人民拥护，就可以施展抱负，向前升进，应有诚意，才能得到支持。升进为积极的有所作为，应当勇往向前，不必疑虑。但方向必须正确，积德用诚，依循众人所期待的方向前进，必然不会有阻力。同时更应当有目标，知道节制，盲目冒进，将无以为继。
这一卦启示我们，万物的长进，人事的升达，是以德行的提高为前提的，也是一个“柔进”的过程。主观愿望不应违背客观规律，前进的道路蜿蜒曲折，人的头脑也应当尽可能地辩证一点，灵活一点，梦想走直线的人欲速不达，率性而为，搞惟意志论的人必然自食其果。顺应自然规律和天下大势，扎扎实实提高德行，以诚待人，百折不挠，才会沿着正道稳中求升。
人的一生应当是上升的一生，但真正的“上升”应该是才与德并重的。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教育子女成才之道，可谓深得“升”卦之义。
梁启超教育子女做学问，不要只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梁思成在国外求学之时，他在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他教导子女只有多学知识，才能丰富生活内容。永久保持不厌倦的精神。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子女的道德培养，教育子女生活要艰苦朴素。同年5月5日给思顺夫妻的信中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好能维持着生活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给思忠的信中说：“一个人苦在舒服的环境中也就会消磨志气。
你看你爹爹困苦的曰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志消磨了没有？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姐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到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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