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的坐相就可看出是否有福
（导读）相术关于形相的分析，可以说是内容赅博，似是而非。历来研究者十分注意对形相内容的评价和臧否，对相术来说，这无疑是重要而且必要的。但在古人看来，形与心相对而言，如果形相只是一个人的包涵某种“质”的因素在内的外在形式，那么“心”就是全部的个人属性了。最重要的是，相术认为．尽管形相的观察十分重要，可以窥见一些命运走向，但心理状况比形相更为重要，它不但是一个人福祸休咎之所倚，还可以改变形相的指向，也就是说，心，即道德修养，这是决定一切的重要因素。相术对内心修养如此重视，显示了相术家看熏传统文化礼仪对人格的塑造和内心修养规范行为举止，也是决定未来福祸的一种比较客观的观察。可惜，研究者们不太注意这一点，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事实上，无论是相术的整体框架，或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的定势，离开心相来谈相术都是不完全的。
心相与形相的关系
在古人的观念中，心是产生思维和感情的器官，因而是神气之主、五脏之宅，统摄全身各部，能够影响人的命相。如荀子对形相大加诘难之后，认为“心”才是在形之上决定人生幸福与否的决定因素，《荀子·非相》云：“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悉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荀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要比外表重要，一个人的心计是思想品德的依据，心计即谓心术，如果心术正，即使形象差一点也是正人君子，反之，形象很好，很合命理要求，但心术不正，也只是小人一个。如果说，相术是用传统风俗文化观照一个人由形象引致的命运的话，那么，苟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用传统文化关于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来规范人的行为。这两种观点虽然出发点和结论都不同，但荀子指出了“相心”的重要性，而相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已经注意到“相心”是对“相形”的重要补充。
旧题后周王朴撰《太清神鉴》卷三有《心术论》-篇，《论德》一篇，专论心相，是古相书中论相心颇早且较全面的一种。《心术论》说“形不胜貌，心不昧术”，如果不重视心术的修养校正，一个人就会“为物所役”、“为事所夺”，最后导致陷于“凶咎”，不能自拔。譬如财物，人人爱之，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洁身自爱，行君子之道，反而贪财爱物，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也许有一二次侥幸得利，但最终“必自毙”，到了这个地步，面相再好，恐怕也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王朴看来，心术有好坏，有可取者、不可取者。《心术论》云：“临事制物，正心术而可取者有七，乖心术而不可取者亦有七。所可者何？一日忠孝，二日平等，三日宽容，四日纯粹，五日施惠，六日有常，七日刚直；其不可取者，一日阴恶，二日邪秽，三日苛察，四日矜夸，五日奔竞，六日谄谀，七曰苟且。此皆出心术之不同而惑于异也。”
王朴所说的“正心术”与“乖心术”自然有其时代的烙印，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审察，不过，从他开列的正反方面的内容来看，倒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处世原则。有句话说，心怀仁慈的人，上天会保佑的，作恶多端的人，上天必严惩不贷。譬如处事宽容温和，不与奔竞，自然安泰舒畅，不会发生意外；又如矜夸，家有小财，或略有小技，四处吹嘘炫耀，结果是引狼人室或遭人嫉妒攻讦，招来不快。
在《论德》一篇中，王朴阐明了德在形先的观点，颇有辩证色彩，但似乎又把“德”抬得太高了：“故天道佑之，人心归之，享长生之荣，且能孝于亲，能忠于君，能和于人，能济于物，为德之先，为行之表，虽未阳赏必获，阴报未及其身，必及子息-是以善相者先察其德而后相其形，故德美而形恶无妨为君子，形善而行凶不害为小人。”
德在形先，德决定形，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的看法，但只要具备了“德”，必荫及子息，这就未免夸张了。必须指出的是，相术家相心的一套标准乃是一种传统的道德观，今人看之，必须具备批判的眼光。宋元以后，相术家已经确定了心相的地位，在肯定形相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承认心相的重要。坊本《麻衣相法·相心》云：“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斯言足简，实人伦纲领之妙……心欲宽平厚博，不欲坑陷窄狭。”
这就是说，人相的吉福随着心念、性情的善良而产生，人相的吉福随着心念、性情的恶狠而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形相倒是次要的了。宋人吴处厚的笔记《青箱杂记》云：荀子曰：相形不如论心。谚日：“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可见，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心相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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